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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升昌之传奇人物雷履泰

更新时间:2017年04月17日 来源:网络

传奇人物雷履泰

日升昌的名声,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开。明清的山西人,对经商比科举更上劲。正如介休大贾“侯百万”侯培余在大厅写的对联所云:“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,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。”侯培余虽是读书出身,中过乡试副榜,但仍以经商为荣。在晋中一带,做大事、成大器的路径,就是经商。清朝雍正年间的山西巡抚刘于义,曾在给朝廷的奏章中,对当地风俗归纳道:“山右积习,重利之念,甚于重名。子弟之俊秀者,多入贸易一途,其次宁为胥吏,至中材以下,方使之读书应试。”民谚云:“有儿开商店,强过坐知县。”而经商必须从学徒起步。

在传统商家当学徒不是容易事。今人只知道“头悬梁、锥刺骨”的寒窗苦读是磨炼,可能不知道当学徒、做“相公”的柜台生涯是更严峻的磨炼。所以,山西商人有“十年寒窗考状元,十年学商倍加难”的说法。商家选学徒十分严格,年龄取15至20岁的青年,五官不端正不要,家世不清白不要,拿起算盘能打得噼里啪啦山响,提起毛笔能写出端端正正的楷书。如果仅仅是经商业务倒还罢了,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,端茶倒水,小心翼翼侍奉掌柜。学徒的随身家什有“五壶四把”之说。所谓“五壶”是茶壶、酒壶、水烟壶、喷壶和夜壶,所谓“四把”是条帚、掸子、毛巾和抹布。光凭这些家什,读者就大致能够估量出当学徒的难处了。伶俐一点的学徒,睡觉也得睁只眼,掌柜一声咳嗽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。这种“全方位”的训练,是进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础课。山西一直流传着关于学徒的歌诀:“黎明即起,侍奉掌柜;五壶四把,终日伴随;一丝不苟,谨小慎微;顾客上门,礼貌相待;不分童叟,不看衣服;察言观色,唯恐得罪;精于业务,体会精髓;算盘口诀,必须熟练;无客默诵,有客实践;学以致用,口无怨言;每岁终了,经得考验;最所担心,铺盖之卷;一旦学成,身股入柜;己有奔头,双亲得慰。”山西的经商人才,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

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,由于他后来出了名,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。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“宝房”。所谓宝房就是赌博房,北方人赌博流行押宝。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,架式就像香港电影《赌神》里的周润发。赌徒们在四周围着,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。宝盒落地,一窝蜂似的押注。就在这种场合,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。宝盒一开,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,分毫不差。这一手本事,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。后来,就请他跳槽来到西裕成。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,东家也对他重用不疑。很快,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,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,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、北京分号的领班,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。

西裕成发展为日升昌,不是偶然的。早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,雷履泰就已经插手金融事务。这时的商号,一般都在同城有汇兑往来,雷履泰借鉴“账局”(同城汇兑机构)的经验,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;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,雷履泰借鉴“钱庄”(货币兑换机构)的经验,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;经商难免有借贷,雷履泰借鉴“印局”(传统借贷机构)的经验,适当地放一点“印子钱”(即有利息的借贷,今天一般把印子钱作为高利贷的代称)。所以,在日升昌开业前,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,而且建立了相应的规范。西裕成改为日升昌,只是为票号的专营和规模化铺平了道路。

票号的要旨,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,因此,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。在雷履泰的主持下,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“北京—平遥—汉口”扩展到全国。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,各省到处设置分号,不几年,分号就达上百处,遍及天津、张家口、盛京、苏州、上海、厦门、广州、桂林、重庆、长沙等35个城市。我们现在无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业务的。也许,只有当今的电讯业和IT业,才有可能挟先进技术之力达到这样的速度。很快,日升昌就进入了全盛时期。有种说法称,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%的白银储备,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。即使有所夸张,也可以从中看出日升昌在当时商界中叱咤风云、纵横捭阖的气势与雄厚的财力。实际上,同它的营业额相比,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。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,分成30股,每股1.2万两。但是,规模化的经营,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,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,最高的一次分红,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,也是1.2万两。光绪年间,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。读者不难推算出它的盈利率。

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中,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:“西商票庄,创始于雷君履泰,暗合古交钞法,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。故咸、同以来,六十余年,全国财政,赖以灌输,称极盛焉。”

独具匠心的平色和汇票

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。票号业做为一个新型行业,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,也没有成熟的模式,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,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。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。一是汇兑标准,二是汇票防伪。

关于汇兑标准,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,而在清代却是难题。当时流行的货币,有银两,有铜钱。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,份量不一。一直到民国,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,这就是在辨认成色。在日升昌营业期间,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.3%,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%。于是,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,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。而这一兑现标准,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,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。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,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,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;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,不然铺子就得倒闭。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。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,即“平色”,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,叫“余利”。雷履泰的一大贡献,就是确立了当时“平色余利”的恰当标准。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,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,仅仅“平色余利”,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(票号的利润,主要有三大部分:利息、汇水、平色余利)。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,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(arbitrage)。

关于汇票防伪,这在今天也是难题。日升昌的汇票,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。一旦出现假汇票,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,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颇高。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,有密押、背书、微雕等方法,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。票号上的密押,类似于密码。现存的档案资料中,就有用“谨防假票冒取,勿忘细视书章”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。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。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,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:在它的百年历史上,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、冒领的现象。解决了防伪问题,才能取信于社会,创造“一纸汇票,汇通天下”的奇迹。

票号的企业结构和治理

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,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,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。其中最主要的,包括两权分离、“顶身股”、严格号规、“酌盈济虚,抽疲转快”等制度架构、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。这些制度的源头,大都起自雷履泰。当然,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,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。

两权分离

“两权分离”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,然而,考究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。那么,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。日升昌的“两权分离”同现代 企业的“两权分离”不同处在什么地方。

起码从明代开始,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“东伙合作制”。所谓“东”,就是资本所有人,俗称财东;所谓“伙”,就是经营合伙人,俗称伙计。东伙合作的缘起,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,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。正是东伙合作,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,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,“企业”就已经诞生。

到日升昌时期,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:东家、掌柜、伙计(这里的伙计,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,不包括掌柜)。东家相当于董事长,大掌柜以下,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。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,习惯上称大掌柜、二掌柜、三掌柜等等,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。东家是出资人,其职责只有两项,一是掏银子,二是选掌柜。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,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,东家一律不准插手,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。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的一个重大缺陷,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。试想一下,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,大掌柜就是多余;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,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。所以,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——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。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,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。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,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“三爷”进票号的规矩。所谓“三爷”指东家的“舅爷”、“姑爷”、“少爷”。显然,如果允许“三爷”插手,那么,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“外戚专权”,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“倒插门”,儿子就可能炮制出“逼宫戏”。其中的关节窍道,值得今人好好思索。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中的乔致庸,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。笔者以为,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。历史哲学家克罗奇声称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,诚哉斯言。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,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,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,也说明了这一事实。“董事长兼总经理”,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。

当然,作为东家,大笔银子出手,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,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?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。当打定主意出资时,东家惟一要重视的,就是大掌柜的选择。选对了大掌柜,你就等着拿银子;而选错了人,你就等着亏血本。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,同帝王拜将差不多,摆酒席,请中人,盖红印,画字押,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。所以,东家的标准形象,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,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,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。大掌柜一上任,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。其职权之大,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。比如对资本的运用,对人事的安排,东家一概不能过问。不仅如此,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,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,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。可以说,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。而这种经营权威,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。这种体制,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“小媳妇”型经理人羡慕不已。

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,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,从选用二掌柜、三掌柜和伙计,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,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。既有决策权,又有执行权,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,人员的选用,分号的设立与管理,资金的调度与运作,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。所以,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,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,有雷厉风行者,有谨小慎微者,有出奇制胜者,有重视细节者,不一而足。大掌柜下设二掌柜,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,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、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。大的票号,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,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。这些掌柜们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,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。其中的“一把手”就是大掌柜。

日升昌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外国开展业务的需要,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。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,人员由总号派出。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,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,所以,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。从整体上看,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。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,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。

顶身股

“顶身股”是晋商的发明创造,有人把它比作当今的MBO(即管理者控股,但身股的获得渠道不是购买,而是服务年资和表现)。这是当时特有的企业激励体制,也是协调东伙利益关系的基本举措。具体做法是:东家的出资为银股,是票号的真实资本;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,是为身股,俗称“顶生意”。身股与银股相对应,不交银子,但是需要对东家投入的资本负责,是票号里的“虚拟”股本。身股与银股一样,都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。掌柜和伙计,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取得一定的股份,如果服务年限增长及表现优异,则会追加股份。反之则会降职。这种顶身股制度,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,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。晋商有言:“薪金百两是外人,身股一厘自己人。”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。

身股如此重要,想获得也十分艰难。获得身股是从当学徒开始的,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磨炼,才能取得顶身资格。商家选学徒,比丈母娘挑女婿还要严格,而且还要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。学徒出事,保人要承担赔偿责任。进号以后的三年学徒期,对于常人来说十分难熬。第一年干杂活,以考察品德为主;第二年学业务,包括文化、写字、珠算、票号业务、骑马、蒙古语等;第三年跟师傅跑生意,在实践中摸索提高。整整三年,不能回家,不准告假,脏苦累贱,一样不缺。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调侃语来说,就是“起得比鸡还早,睡得比狗还晚,干得比牛还多,身份比猪还低”。从装水烟、递毛巾到倒夜壶、叠被褥,对掌柜要伺候得无微不至。现在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样做有点过份,而且似乎不见得同经商技能有多大关系。实际上,正是这种生活小事的濡染,才能养成经商所需的眼尖手快、脑筋活络、察言观色、心机灵动。学徒期满,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,就变成票号的伙友,但是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,业绩可观,无错无误,才能取得身股。这十年期间,伙计从早上东方发白起床,到晚上繁星满天关门,在店里是没有座位的,所以才留下了“站柜台”的说法。许多学徒,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中能坚持下来,靠的就是对身股的预期。

这十年,也是掌柜观察伙计、辨识人才的过程。民国初年,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龄,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:“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,故遴选职员,培养学徒非常慎重,人心险于山川,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。”在具体的考察人才方法上,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准则:“远则易欺,远使以观其忠;近则易狎,近使以观其敬;烦则难理,烦使以观其能;卒则难办,卒使以观其智;急则易夹,急使以观其信;财则易贪,委财以观其仁;危则易变,告危以观其节;久则易情,班期二年而观其则;杂处易淫,派往繁华以观其色。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,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。”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,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。

身股的数额不等,大掌柜的身股数量,由东家确定。一般的山西票号,大掌柜往往可以顶到一股,也就是十厘。有的票号比较特殊,限制整股,如大盛魁的大掌柜,最高身股为九厘。也有个别票号,大掌柜顶到十一二厘。从二掌柜以下,身股为七八厘(掌柜)到一二厘(伙计)不等。身股的多少,同经营中的职权大小相对应。由低到高,顶一二厘生意者,就可以接待客户,商洽生意,掌管杂事;顶三四厘生意者,可以上柜,应酬买卖,决断一般营业(对于这种可以上柜的伙计,客户打招呼时就开始以“掌柜的”尊称),但大事不能做主;顶五厘生意者,就已经进入中层,可以定夺一些较重要的生意,独立开展业务;顶七八厘生意者,就已经成了票号的台柱子,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,盘点分号,核算盈亏,甚至掌管全局;顶九厘生意以上者,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属,他们通常不过问小宗贸易和日常营业,而是决断重大疑难,进行战略设计。

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,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,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,而有权利分红。这样,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。从这一点上看,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,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。为了给伙计示范,有些票号,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,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。他去世之后,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,最长可达七年。这种身股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,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,取得了“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”的效果,从而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。

号规

票号的吸引力是巨大的,号规也是严格的。所谓“家有家法,铺有铺规”。票号的规矩之多,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,有许多规定,表面上看近似苛刻。比如,所有票号,都严格规定“十不准”,包括不准携带家属,不准嫖妓宿娼,不准参与赌博,不准吸食鸦片,不准营私舞弊,不准假公济私,不准私营放贷,不准贪污盗窃,不准懈怠号事,不准打架斗殴。一旦有违反号规者,立即除名,俗称“卷铺盖”。这种惩罚的严厉性,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,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,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。也就是说,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。各个票号,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。例如,除父母丧葬大事,不得请假;每月准寄平安家信,但不能带东西银钱;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,不得私寄等等。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,强调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,在当时行之有效。

号规的严格,还在于不分高低,不讲情面。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,用现在的话来说,属于“资深高级经理”。他的弟弟冀体和,担任百川通票号天津分号的二掌柜。在晋商群体中,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,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。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,但自恃资格老,贡献大,贪于美色,就把号规抛在脑后,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,并嘱咐伙计们保密。他的弟弟觉得不妥,劝说无效,就给父亲写信告知此事。父亲令他尽快休妾。他依然置之不理,小日子过得蛮舒服。但好景不长,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“巡边”,发现此事,报告总号。总号当机立断,立即下令冀体谦“卷铺盖”。冀体谦没想到总号会动真格的,灰溜溜地带着小妾回家。更没想到他的老父亲动了真怒,拒绝他进门,宣布断绝父子情分。他只好另租一个地方,勉强度日。冀体谦干了一辈子票号,没有其他谋生技能,而日升昌的除名,等于断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业的门路。青楼女子奢侈生活过惯了,受不得清苦,吞金自杀。冀体谦人财两失,鸡飞蛋打,彻底沦落。有这样的前鉴,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,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。

至于票号的具体经营业务,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。在当时,这样一种治理结构,带来的是日升昌生意兴隆。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,日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。很快,晋商纷起效尤,在平遥、介休、祁县、太谷、榆次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,有的票号(如合盛元)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东京、大阪、横滨、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。梁启超曾感叹说,山西票号“执中国金融界牛耳”。日升昌,作为票号的领头羊,得到了“天下第一号”、“汇通天下”的赞誉。到雷履泰70岁寿诞时,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予一匾,上书“拔乎其萃”四个大字,以表彰他首创票号之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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